1959年，陈明仁去北京开会，带枪进了会场。大会秘书长彭真让贺龙帮忙，把陈明仁的枪收了。贺老总不愿得罪人，叫来迟浩田，说道：小迟，你去把陈军长的枪收了吧。
1959年春天，北京城柳梢刚泛出新绿，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。
各路代表陆续抵京，其中有一位身形挺拔、眉宇间带着军人特有坚毅的老者，格外引人注意。
他是陈明仁，一位拥有特殊经历的解放军上将。
与其他代表不同，他有一个保持了数十年的习惯：
腰间习惯性地别着一把佩枪。
这个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，如今却与人民大会堂内庄重严肃的新规则，发生了一次静悄悄的触碰。
陈明仁的这把枪，伴随着他走过了大半生风云。
他出身湖南，早年考入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，是首届学员。
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凭借战功在国民党军队中一路晋升，从东征到抗日，打过许多硬仗，成为蒋介石颇为倚重的将领之一。
然而他性格刚直，不屑于钻营，也因此与国民党高层渐生嫌隙。
特别是四平战役后遭到不公排挤，让他深感失望。
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，1949年，陈明仁与程潜将军在长沙通电起义，毅然站到了人民一边。
这一明智之举受到热烈欢迎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继续在军队服务，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出于对他过往经历和习惯的尊重与照顾，他享有随身佩枪的特例。
这把枪，于他而言，是半生戎马的印记，或许也带来一份安全感。
然而，时代已经不同。
新中国的最高议事殿堂——人民大会堂，有着严格而统一的安保规程。
除特定安保人员外，任何与会者不得携带武器入场。
这是一项基于集体安全和平等原则的制度，不容有例外。
当陈明仁上将准备步入会场时，这个“习惯”与“规定”之间，便需要一个温和而坚定的衔接。
这个衔接的任务，落在了一位名叫迟浩田的年轻干部肩上。
他当时负责大会相关的部分安保协调工作。
接到领导委婉交代的这项特殊任务时，他颇费思量。
对方是功勋卓著、起义来归的高级将领，处理方式必须极尽妥善，既要维护制度的刚性，又要充分体现对前辈的尊重，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或不快。
这考验的不仅是原则性，更是工作方法与待人接物的智慧。
迟浩田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。
他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，而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，私下里找到了陈明仁。
他的态度恭敬而诚恳，先是向老将军致以问候，然后以汇报和商议工作的口吻，详细说明了人大会议关于会场安全的统一规定。
他特别强调，这是面向所有代表的共同要求，目的是保障会议的绝对安全与秩序，绝非针对任何个人。
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命令或审查意味，满是后辈对革命前辈的敬重，以及工作人员对代表的协商请求。
陈明仁的反应，让迟浩田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，更让他心生敬意。
这位从旧时代枪林弹雨中走来的老将军，静静地听完，脸上没有丝毫被冒犯或不悦的神情。
相反，他非常理解地点了点头，甚至带着一丝歉意。
他当即爽快地从腰间解下那支跟随自己多年的手枪，郑重地交到负责保管的工作人员手中，并轻松地表示，遵守大会规定是理所当然的。
整个过程平静、自然，充满了老一辈革命者对新生人民政权制度的自觉认同与支持。
这个看似微小的“交枪”插曲，在波澜不惊中开始，也在平和理解中结束。
但它所蕴含的意义，却远超过事件本身。
对陈明仁而言，这不仅是遵守一项会议规定，更是用一种具体而微的方式，展现了他对新中国政治生活规则的真诚接纳。
从旧军队的将领到人民军队的上将，转变的不仅仅是制服和头衔，更是从讲究个人威仪、特殊待遇的旧习气，到融入强调集体纪律、人人平等的新风尚的过程。
这个主动解下佩枪的动作，是他完成这种精神融入的一个生动注脚。
此后，陈明仁将军继续在国家政治和军事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而那把曾经随身佩戴的手枪，或许就此更多地留在了家中。
1959年春天大会堂前那个平静的交接瞬间，像一幅定格的画面，无声地诉说着个人的选择、时代的变迁，以及一种新秩序如何在理解与尊重中悄然生根。
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认同，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对日常规则的自觉遵循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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